1935年配资网站配资，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，去考察散心，蒋介石也够意思，给了3万大洋路费，不想，王家烈前脚上飞机，后脚，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“端了”！
王家烈坐进机舱时，身边还有随员，手里还有路费，报纸上也保留着体面的说法：外出考察。可他心里未必不清楚，这趟飞机只负责把人送走，不负责把权力带回来。贵阳城防、军饷来源和部队指挥权，早已一步步落到别人手里。
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。王家烈从贵州桐梓走出来，早年家境贫寒，干过背盐这样的苦活。1914年投军以后，他从基层士兵做起，靠作战和人脉不断升迁，后来进入周西成、毛光翔等人组成的桐梓系，逐渐成为其中最有实力的将领之一。
1932年，王家烈出任贵州省政府主席，同时掌握第二十五军。表面看，他已经坐上贵州军政头把交椅，实际上脚下并不稳。犹国才、侯之担、蒋在珍等人各有地盘，很多部队只是名义上听令，真正能够由他直接调动的主力，主要还是何知重、柏辉章两部。
更麻烦的是，贵州财政底子薄，部队又多，军饷常常接不上。王家烈既要防旧对手卷土重来，又怕南京方面伸手进贵州，只好同广西、广东的地方实力派保持联系。他想借外援守住地盘，这种做法却让蒋介石更加认定，贵州不能一直由他自行作主。
1934年底，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，原本脆弱的平衡一下被打破。黔军在黎平、乌江、遵义等地连续受挫，兵力损失不小。与此同时，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以追击红军为名进入贵州，没有急着同红军硬碰，却迅速靠近贵阳，接管省城的重要防务。
贵阳一失，王家烈就像被抽掉了脚下的凳子。他仍挂着军长和省主席的名头，进出省城却要受中央军盘查；他想整顿部队，军饷又掌握在南京方面手中。过去依靠官职、地盘和军队维持的三角关系，从这一刻开始被拆开。
1935年2月底，红军二渡赤水后再取遵义，黔军多部在遵义城南和乌江一线遭受重创。到了4月，蒋介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便让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之间作选择。王家烈知道，没有省政就很难筹饷，没有军队又守不住省政，可对方偏偏要他二选一。
他先想保住军队，辞去省主席。可何知重、柏辉章已经转向南京方面，部队内部又闹起欠饷。随后，第二十五军被要求按照中央军编制缩编，原有十五个团要压到六个团，不接受整编就不发军饷。王家烈这才发现，留下军长头衔，也只是守着一支正在被拆散的队伍。
4月17日，国民政府正式准许王家烈辞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。此后不久，他又连续请辞军职，提出离开贵州外出考察。蒋介石没有把场面做得太难看，给了他一笔路费，又安排飞机送他去汉口，后来再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参议的名义职务。
5月上旬，飞机离开贵州。王家烈前脚刚走，贵阳方面便开始全面接收旧有军政系统，清查公馆、枪械、账目和人员关系。他过去倚重的亲信被调离或控制，黔军被重新编组，省政府则由吴忠信接手。所谓“贵州王”，转眼只剩下一个已经失去实权的称呼。
这场权力更替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当面翻脸，而是每一步都留着形式。先以追击红军为名把中央军开进贵州，再控制贵阳城防；接着卡住军饷，拉走王家烈的部将；最后才让他辞职离开。等到飞机起飞，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王家烈，而是他的公馆和残余关系网。
三万大洋看起来是一笔巨款，但放在这场交易里，分量并没有那么重。王家烈失去的是省城、军队、税源和多年经营的人脉。蒋介石付出的只是路费、虚衔和表面上的客气。对王家烈来说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下野，而是贵州地方军阀体系被连根拆开的过程。
后来，王家烈进入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，也担任过一些军政职务，却再没有恢复过去的权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留在贵州，参与地方事务，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，并整理、撰写贵州文史材料。1966年，王家烈在贵阳病逝。
回头再看1935年的那架飞机配资网站配资，它更像一场早已写好结局的谢幕。王家烈并非输在某一句话，也不是输在一次辞职，而是先失城防，再失财权，随后失去部下。飞机只是把最后一个人送出场，贵州的权力格局，早在舱门关闭之前就已经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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